近年来，成都市律师行业蓬勃发展，截至2022年4月，全市共有执业律师人数17010名、律师事务所968家，居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

作为律师传统的基础性业务——刑事业务在全市律师中执业状况如何：究竟有多少律师只从事刑事业务，主要从事刑事业务或者刑民兼做，又有多少律师基本不从事刑事业务及为什么；在要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中，年龄、学历结构如何，是否拥有法律教育背景；目前执业年限及分布情况，案件作业模式，年均承办刑事案件数量及占比，具体的刑事案件类型分布如何；业务推广、案件来源渠道及律所品牌对业务的影响如何；收费方式、标准及整体收入情况如何；参与刑事业务培训时间及方式，执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对律协组织的希望等等。如果能够比较深入准确地摸清成都市律师刑事业务执业状况这些“家底”，对市律师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党委、市律师协会进一步对焦律师刑事业务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升会员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做大做强成都刑事律师队伍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此，在市律协主要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市律协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于2022年8月面向全市律师开展了本次“成都律师刑事业务执业状况”调研。通过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相关大数据和访谈记录，经过整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调研报告》。

1059名律师中，中共党员353人，占比33.33%；共青团员90人，占比8.5%；民主党派和统战部门认定的无党派人士38人，占比3.59%；群众578人，占比54.58%。

1059名律师中，本科学历以下16人，占比1.51%；本科学历868人，占比81.96%；硕士研究生170人，占比16.05%；博士研究生以上5人，占比0.47%；其中，拥有法律教育背景的858人，占比81.02%。

1059名律师中，在从事律师职业之前有过其他的职业经历的689人，占比65.06%；没有其他职业经历的370人，占比34.94%。在有其他职业经历的689人中，具有公检法职业经历的97人，占比14.08%；有其他体制内职业经历（含国企）的167人，占比24.24%。

1059名律师中，具有金融类（证券、基金等）从业资格、财税类（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从业资格、外语类（翻译资格）、知识产权类（专利、商标代理人资格）的256人，其他从业资格（如教师资格等）154人，共占比38.71%。

1059名律师中，事务所主任82人，占比7.74%；合伙人（含执行主任、执行合伙人）201人，占比18.98；提成制律师541人，占比51.09%；授薪制律师235人，占比22.19%。

以上整体大数据基本吻合成都市律师行业近几来其他相关统计数据，样本数据比较真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二）成都律师刑事业务执业状况相关数据

大数据表明：在1059名参加问卷调查的律师样本中，要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669人，占比63.17%；从不做刑事业务的律师390人，占比36.83%。凡是回答“从不做刑事业务”的律师在填写最后一道问题后即终止问卷。最后一道问题是“您从不做律师刑事业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所学专业、兴趣的原因”146人，占比37.44%；“因为所在团队从不做刑事业务”148人，占比37.95%；“因为刑事业务风险太大”105人，占比26.92%；“因为不愿意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打交道”32人，占比8.21%；“因为不愿意与公检法机关打交道”23人，占比5.9%；“因为刑事业务没有稳定的案源和收入”43人，占比11.03%；“办理刑事业务需要经常跑看守所，太辛苦”17人，占比4.36%；其他原因51人，占比13.08%。

因此，以下数据主要围绕要从事刑事业务的669人展开。

刑事案件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百分之十以下的423人，占比63.23%；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的195人，占比29.15%；百分之五十以上的51人，占比7.62%。在669名要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中，明确表明自己只做刑事业务的17人，占比为2.54%。

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律师是兼做刑事业务，刑事业务量超过一半的不到10%，专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则更少。

年均承办刑事案件1-5件的548人，占比81.91%；承办5-10件的84人，占比12.56%；承办10-20件的27人，占比4.04%；承办20件以上的10人，占比1.49%。

330人从未办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比49.33%；每年办理1-3件的230人，占比34.38%；每年办理4-5件、6-10件、10件以上的分别占比7.17%、4.48%、4.63%。

数据表明，刑事辩护全覆盖后，依然有近一半成都律师未做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再结合“两高两部”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将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试点，有理由相信，成都要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资源基本能够满足审查起诉阶段全覆盖的数量要求。

单枪匹马、个人作业的346人，占比51.72%；一人领衔、师徒二人协作的116人，占比17.34%；三人以上团队分工协作的207人，占比30.94%。

选择刑事辩护业务的633人，占比94.62%；刑事合规41人，占比6.13%；代理刑事控告、申诉等95人，占比14.2%；刑事案件咨询与专项191人，占比28.55%；其他占比4.48%。

数据表明，刑事辩护业务依然在律师刑事业务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当然，随着刑事合规的兴起，这部分业务量也将增加。

选择“非常有帮助”的82人，占比12.26%；选择“有一定帮助”的340人，占比50.82%；选择“帮助不大”的247人，占比36.92%。

律所品牌对律师刑事业务的帮助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大与小的问题。律师拓展刑事业务，既需要律所品牌，同时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知名度也非常重要。

选择“有助于律师业务全面发展”的406人，占比60.69%；选择“个人的专业、兴趣所在”的346人，占比51.72%；选择“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的377人，占比56.35%；选择“刑事案件影响力大”的93人，占比13.90%。

数据表明，律师选择从事刑事业务的原因是多元的综合。

有无罪案例的80人，占比11.96%；有不起诉和免予刑事处罚的433人，占比64.73%；有变更轻罪案例的211人，占比31.54%；有从轻、减轻处罚案例的466人，占比69.66%。

有251人选择进行过调查取证，占比37.52%；另外418人没有进行过调查取证，占比62.48%。

选择“参加过”的351人，占比52.47%；没有参加过的318人，占比47.53%。数据表明，要从事刑事业务但又没有参加过相关业务培训的律师还是有近一半，对律师“刑事业务培训全覆盖”仍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了解刑事合规业务的336人，占比50.22%；不了解的333人，占比49.78%；办理过刑事合规业务的89人，占比13.3%；没有办理过该业务的580人，占比86.7%。说明刑事合规业务仍然方兴未艾。

选择“线下社会活动”的424人，占比63.38%；选择“微信朋友圈”的242人，占比36.17%；选择“短视频平台”的34人，占比5.08%；其他方式232人，占比34.68%。调研表明，采用传统线下社会活动拓展业务仍然是主要方式，但采用新媒体等其他方式拓展业务正在兴起。

选择案件难易程度的605人，占比90.43%；选择案件诉讼阶段的467人，占比69.81%；选择客户支付能力的370人，占比55.31%；选择是否异地、跨省的428人，占比63.98%；选择案件罪名数量的267人，占比39.91%；另还有200人要考虑对自己业务能力与知名度的判断，占比29.9%。

数据表明，办理刑事案件收费主要考虑因素居第一位的是案件难易程度，但其他因素也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亲友介绍的有458人，占比68.46%；老客户推荐439人，占比65.62%；律所或同行律师提供的314人，占比46.94%；指导律师或团队负责律师提供的122人，占比18.24%；社会交际自寻客户的270人，占比40.36%；等待潜在客户主动联系的323人，占比48.28%；网络平台推荐客户的63人，占比9.42%。

数据表明，刑事业务来源渠道呈多元化趋势。

选择“按诉讼阶段收费”的349人，占比52.17%；选择一次性收费（按三阶段）的233人，占比34.83%；选择按委托事项收费的80人，占比11.96%。

1万元以下231人，占比34.53%；1-3万382人，占比57.1%；3-5万43人，占比6.43%；5-10万9人，占比1.35%；10万以上4人，占比0.6%。

1万元以下39人，占比5.83%；1-5万元507人，占比75.78%；5-10万元105人，占比15.7%；10-20万元14人，占比2.09%；20万元以上4人，占比0.6%。

10万元以下的554人，占比82.81%；10-30万元的93人，占比13.9%；30-70万元的18人，占比2.69%；70-100万元的1人，占比0.15%；100万元以上的3人，占比0.45%。

满意或者基本满意的共421人，占比62.93%；不太满意的有248人，占比37.07%。需要注意的是，本题目针对委托辩护情形，不包含刑事法律援助指定辩护情形。

选择“学历、教育背景”的316人，占比47.23%；选择“所在律所品牌度”的343人，占比51.27%；选择“业务能力”的541人，占比80.87%；选择“宣传推广”的289人，占比43.2%；选择“人脉资源”的446人，占比66.67%；其他占比8.52%。

尽管刑事业务收费与个人关系也呈现多元形态，但绝大多数律师都选择了“业务能力”，说明广大律师对这一点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50小时以下的520人，占比77.73%；50-100小时的119人，占比17.79%；100小时以上的30人，占比4.48%。

每年刑事业务学习与培训时间在50小时以下的占了77.73%，说明律师业务学习和培训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所在律所组织的学习培训有330人，占比49.33%；参与各级律协组织的学习培训有324人，占比48.43%；参与各种商业培训机构的有113人，占比16.89%；选择自学的534人，占比79.82%。

选择“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意见采纳率低”的484人，占比72.35%；选择“案源不稳定”的417人，占比62.33%；选择“办案风险大”的366人，占比54.71%；选择“当事人对案件结果不满意”的293人，占比43.8%；选择“付出与收入不匹配”的277人，占比41.41%；其他3.89%。数据表明，律师办理刑事业务面临的压力也是多元的。

选择“当事人及其亲属不满意结果”的449人，占比67.12%；选择“被害人及其亲属攻击”250人，占比37.37%；选择“社会舆论攻击”的247人，占比36.92%；选择“自身对法律风险认识不足”的269人，占比40.21%；其他14.5%。

选择“疫情期间会见限制多”的556人，占比83.11%；选择“看守所会见政策不统一”的515人，占比76.98%；选择“会见时间有限”的369人，占比55.16%；选择“视频会见效果不佳”的410人，占比61.29；选择“会见室或视频会见设备不足，预约、等待时间过长”的403人，占比60.24%。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律师会见依然是个大问题。

选择“向律协和所在律所报告”的503人，占比75.19%；选择“向有关国家机关控申”的230人，占比34.38%；选择“用自媒体发声”的28人，占比4.19%；选择“向新闻媒体寻求帮助”的22人，占比3.29%；其他18.39%。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律师在办理刑事业务中遇到问题采取的还是比较理智的态度。

选择“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526人，占比78.62%；选择“加强行业交流和分享”的448人，占比66.97%；选择“为争取律师执业权利提供帮助”的548人，占比81.91%；选择“加强执业风险防范培训”的449人，占比67.12%；其他6.28%。

选择“继续主要从事刑事业务”的109人，占比16.29%；选择“保持一定的刑事业务量”的508人，占比75.93%；选择“转行主要做其他业务方向”的52人，占比7.77%。

数据表明，“刑民兼做”依然是未来多数律师的选择。

调研组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三位40岁以下青年律师，三位执业五年以上的成熟律师，三位主要从事刑事业务律师和三位兼做刑事业务律师个别访谈，对成都律师刑事业务执业状况存在的现实性问题梳理如下。

可以说，疫情背景下会见难是本次调研律师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刑事业务数量偏低且来源渠道单一

2.从案源渠道来看，刑事业务渠道仍集中于亲友介绍、老客户推荐、潜在客户主动上门联系等，上述途径较为传统、单一。业务推广方式也多集中在线下社会活动，受众群体范围具有局限性，导致案件数量偏低。

3.受业务水平、案源渠道、律所品牌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刑事案件收费偏低，仍有一定比例的律师对刑事业务收入情况不满意，生存压力较大。

4.即便是专注刑事业务的律师，刑事业务案源不稳定现象也普遍存在。仅仅主要依靠刑事业务就能维持相对不错收入的律师也只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律师必须各类案件都要做。尤其是青年律师，没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三）刑事业务办理过程中风险因素较多

2.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依然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部分辩护律师对执业风险认识不足，加之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现状，存在律师私下会见控方证人、被害人及其亲属，在与当事人沟通过程以及与公检法沟通过程中容易触碰红线。

3.在普通社会公众眼中，辩护律师为“坏人”辩护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导致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也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攻击，尤其是在某些重大刑事案件中不仅要面对社会的压力，也面临来自公检法的压力。

（四）刑辩律师发挥作用空间较小

2.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就案件进行沟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律师反映，目前双方沟通的主导权仍由司法机关一方掌握，能否进行沟通，何时进行沟通，如何进行沟通往往由司法机关决定，导致某些案件中律师无法充分发表意见。

3.调查取证权利很难实现。法律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凭借这两项无法调取证据的情况，自行取证也面临一定的被指诱导证人的风险。

（五）律师的刑事业务学习和自我提升仍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