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19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都国际仲裁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西南）中心”和“一带一路中心外国法查明(西南)中心”相继落户成都，为成都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加注了国际化的动力。在成都以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实现新时代“三步走”战略目标，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背景下，全市律师队伍中的143名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真履职，为法治成都建设贡献他们的专业力量。

　　记者从成都市律师协会了解到，截至2019年底，全市律师中担任“两代表一委员”的共有143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名，全国政协委员1名，省人大代表6名，省政协委员10名，市人大代表14名，市政协委员17名，区（县）人大代表20名，区（县）政协委员63名，各级党代表11人。

　　2020年成都两会期间，多名律师界的成都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法治成都建设，提出了许多议案、提案、建议。本报记者近日连线其中的几名代表委员，听听他们为法治成都建设开出的“良方”。

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自2017年最高法和司法部在8个省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以下简称刑辩全覆盖）试点工作以来，成都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建立大数据平台，不断探索刑辩全覆盖的有效途径，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针对成都市刑辩全覆盖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都市政协委员、市律协会长王宗旗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和建议。“成都市现有1.5万余名执业律师，其中获得首批刑事专业律师认证的只有58名，且存在中心城区、远郊区县分布不均，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问题。”王宗旗建议，在成都市相关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建立全市刑事律师库，进一步细化和区分入库律师的执业年限、办理案件数量、经验、性别、分布地区等，初步解决刑事律师“从哪里来”“来多少”“到哪里去”等问题。

　　此外，应当进一步明确刑辩全覆盖适用的阶段及其范围。例如，广义的刑辩全覆盖应当包含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要实现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刑辩全面覆盖。他建议，在法律援助层面，应进一步明确并扩大援助条件与范围，赋予值班律师包括“阅卷权”“会见权”在内的更多执业权利，明确值班律师的“准辩护人”身份，以更好实现辩护的有效性。

提高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

　　成都市政协委员、市律协副会长王春生经过在全国各地调研和总结，结合成渝一体化、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趋势，带来了关于完善破产审判配套机制的提案。“成都现有的府院协调更多是体现在个案办理中，需要进一步建立有效的府院协调机制。”王春生建议，由成都市政府联合成都中院建立市级破产案件府院协调会议机制，每季度首月定期召开府院联席会议，通报破产企业处置工作相关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区（县）政府也应与基层法院对应建立府院协调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形成破产案件协同处置的统一标准。

　　此外，针对市内有重大影响力或复杂疑难的破产案件，还可成立专案协调小组，共同推进破产案件相关工作。通过设立破产公益基金，在无产可破案件中对已履职管理人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进行支付或补偿，提升全市破产管理人办理无产可破案件的积极性，助推出清“僵尸企业”、优化供给侧改革。他还建议，尽快申请在成都市设立破产法庭，对成都市内的强制清算案件及破产案件进行集中管辖，从而合理配置全市破产审判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府院协调机制的作用，提高成都市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力度

　　“从法律制度来看，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对食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野生动物）和其他非保护类陆生野生动物并未禁止，这对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潜在风险。”为确保决定在成都市得到有力有效贯彻执行，成都市人大代表李大福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情况的报告，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执法力度，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李大福还建议，根据地方特点明确野生动物禁食种类，针对成都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际情况，应细化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增加野生动物保护种类。此外，对现有存栏全部蛇类和部分兽类可转为药用，对部分禽类养殖单位，根据不同的存栏种类，通过纳入家禽管理、转为观赏类等进行消减，减轻养殖单位损失。

将诉源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成都市政协委员王劲夫带来了多条建议，其中包括《关于建立诉源治理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建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困难在于诉源治理工作缺乏专项经费支撑，与诉讼机制尚未有效衔接，没有形成梯次分明、衔接得当的矛盾纠纷化解供应链条，没有成为当事人的首选”。王劲夫说，一方面，建设“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诉非对接中心、发放特邀调解员个案补贴等方面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在人员、设备、场所保障等方面存在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全市专业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由于没有相关收费机制，制约了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的发展。

　　为促进全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持续化发展，完善并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增添和释放该项机制的活力，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王劲夫建议，建立诉源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将诉源治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的专项经费预算，各级政府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吸纳调解、仲裁、公证、律师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诉源治理；探索建立以“低价、有偿”为原则的专业调解收费机制，收费考量市场化与公益性，真正将非诉讼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巡查发现机制

　　成都市政协常委、市律协副监事长蒲虎今年带来了《关于防止在校未成年学生被性侵害的建议》。“由于在校未成年学生年龄小，身体和心理都处在成长发育阶段，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弱，针对未成年学生性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对未成年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严重伤害。”蒲虎建议，建立健全性侵未成年学生案件巡查发现机制，由学校所在辖区派出所或者检察机关在学校设立专门的信箱和邮箱，直接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掌握性侵未成年学生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时间调查处理，避免学校因顾虑太多隐瞒或者贻误查处时机，对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等现象严肃追责。

　　此外，学校要定期对教职员工进行法治教育，要严格限制教职员工与学生单独相处的时间和地点。要改进学校性教育现状，让学生对性侵害的危害、什么样的行为涉嫌性侵害有明确的认识，教会学生面对可能的性侵害时如何保护自己。同时，学校要定期与家长或者监护人联系，沟通相关情况，督促家长和监护人与孩子多交流。